真正把“指尖”上的負擔減下去（金臺視線·緊盯形式主義問題②）

近年來，電子政務平臺的廣泛應用，大大提高了行政工作和為民辦事的效率。不過，有的地方在政務電子化過程中也出現了工作應用軟件開發過多過濫、數據重復申報、過度“留痕”等“指尖上的形式主義”問題，加重了基層負擔。

(相關資料圖)

近日，記者赴多地采訪，了解“指尖上的形式主義”問題具體表現，與讀者、網友、專家等共同探討如何為基層干部松綁減負，激發他們干事創業的熱情與活力。

清理整合群組

打通數據壁壘

“從早到晚，手機信息響個不停”“每時每刻盯著‘群’，生怕漏看通知”“手機里安裝了20余個工作軟件，各種打卡、報材料”……談起“指尖上的形式主義”，一些基層干部感受深刻。

記者在采訪中發現，基層干部反映“指尖上的負擔”最直觀的表現就是“兩多”：一是網絡工作群多，二是工作應用軟件多。

“我手機里有幾十個微信群，有的是條線部門的，有的是項目小組，有的是專項工作。不僅需要及時回復，有的還要定時定點打卡，每天都要花很多時間盯著手機看。”一名社區干部說。

“要求基層干部關注各種微信公眾號、下載安裝各種手機應用，簽到、點贊、轉發等，擠占了基層干部的工作時間，增加了額外負擔。”甘肅張掖市紀委監委黨風政風監督室主任胡海說，針對網絡工作群和工作應用軟件過多過濫等形式主義問題，張掖市通過專項整治開展清理整合，全市微信工作群數量下降45%、QQ工作群數量下降47%，取得良好效果。

“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采訪中，記者發現，基層干部之所以“抱著”手機放不下，是因為要應付大量上級部門的數據報送要求。有些部門下達報送任務時，往往不考慮基層工作壓力，單個部門的數據要求看似不多，但多個部門的要求同時傳導到基層，就成了負擔。

“不少數據都是重復報送。”西部某省會城市一名社區干部說，“有的部門其實可以從其他部門取得相應數據，但為了省去溝通協調的麻煩，要求基層一級級填報。而且這些數據每隔一段時間還要重復填報，說是為了更新數據，但有些數據變化很小，沒必要時時更新。”

有的部門之間管理職能交叉，卻存在嚴重的數據壁壘，形成了“數據煙囪”。沿海某縣一名鄉鎮干部反映，鄉里要舉辦一項文化活動，在報審時，需要同時錄入縣委宣傳部的兩個系統和縣文廣旅體局的兩個系統，“系統之間為什么不能打通使用呢？提升工作效率的同時，又能減輕基層工作人員的負擔。”

廣東云浮市讀者張培勝在來信中說，他去一家單位參訪，發現這家單位的文件傳閱程序讓人不可思議：“傳閱文件要領導在網上簽批，然后再把文件打印出來呈送領導，復印領導批示意見后正式下發；同時，還要把領導的批示意見掃描進電腦存檔。網上網下重復走流程，這樣的數字化改革加重了工作負擔。”

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何哲認為：“目前，信息系統條塊分割比較明顯，各部門各自建立信息系統，但信息采集任務都壓在了基層一線。”他建議，進一步構建統籌通用的基層信息系統，解決一次填報多處應用的問題，并通過大數據綜合分析、智能填報等自動化手段，減輕基層重復填報的負擔。

一些地方提出了有針對性的措施。甘肅肅南裕固族自治縣明確要求，對不協同、不通氣，多頭、頻繁要求基層報送相同或者相似的基礎性數據和材料，導致基層重復勞動的要進行問責。福建廈門市湖里區則依托“數字湖里公共管理平臺”對多個端口進行了整合，實現各部門信息共享。

修正考核標準

重視工作實績

不合理的考核往往是催生“指尖上的形式主義”的重要原因之一。有的考核只注重打卡留痕，導致基層工作在“指尖”上運轉。比如，只要拍照、打卡、發朋友圈、截圖上報，就證明在崗了、工作了。有的干部因此重“痕”不重“績”，為完成任務走過場、做樣子，應付了事。

還有的對工作軟件下載量、活躍度等進行考核，給基層造成額外負擔。今年1月，浙江杭州市淳安縣紀委以大墅鎮為樣本開展專題調研，結果發現，大墅鎮目前在用的各種電腦軟件、手機應用、微信小程序等有100多個，其中有明確使用要求的占70%左右。

“在數字化改革的大背景下，一些職能部門跟風開發了各種應用軟件，并將軟件使用情況納入考核范圍。有的雖然不考核，但會根據指標進行排名，給基層不少壓力。”淳安縣紀委監委黨風政風監督室主任余澤寶說，縣紀委監委牽頭，重點針對縣本級開發建設并貫通到鄉鎮村社的應用程序開展專項清理，目前已整改下架16個。

定任務、打分數、搞排名，本來是為了更好地激勵基層干部開展工作，卻因為考核標準不科學、不合理，背離了初衷。東部某省推出一款日常辦公的應用程序，提出每天要有90％活躍度的考核要求。結果，有的鄉鎮干部為了完成任務，沒工作需要時也不得不每天登錄。還有一個督促鄉鎮村社及時發現安全隱患并排除的應用平臺，為了達到考核所要求的使用頻率，有的鄉鎮沒有隱患時也不得不找些問題錄入。

還有的地方不顧基層情況，設定不切實際的任務指標。某省曾推出一個名為“干部之家”的工作應用軟件，其中有一項預約功能，方便工作人員約見上級領導。但這款軟件在鄉鎮嚴重“水土不服”。“鄉鎮干部每天抬頭不見低頭見，哪還需要網上預約。可為了完成任務，有的時候大家坐在同一辦公室，也用手機預約見面。”一名鄉鎮干部說。

還有的職能部門為推廣相關應用軟件，盲目下達下載指標。前不久，北方某省村干部小韓頂著烈日酷暑挨家挨戶幫村民下載一款手機應用軟件。“部門要求這款軟件要激活戶籍人口的一半，如果激活人數不足，要被問責。村里不少老人的‘老年機’沒辦法下載軟件，只能先把老人的手機卡放進自己的手機，激活后，再把手機卡還給村民。”小韓說。

不少基層干部表示，推廣使用應用軟件應以更加靈活的方式，而非以硬性考核帶來不必要的負擔。浙江杭州富陽區紀委書記、監委主任沈陽紅認為，治理“指尖上的形式主義”要從考核指揮棒下手：“建議將安裝政務應用、關注微信公眾號、網絡投票等不合理要求移出考核細則，建立更加科學的考核激勵機制，真正把工作實績作為衡量標準。”

何哲建議，應完善對基層工作的檢查考核制度，將多次檢查合并為一次檢查、將各種專項檢查合并為統籌檢查，盡量減少層層考核，根據基層實際情況，制定科學合理的考核標準。

用好數字便利

回歸政務本質

在杭州市紀委副書記、監委副主任朱春根看來，數字化改革是未來大趨勢，治理“指尖上的形式主義”應重在突出數字化改革實效，既要督促主管部門削減不必要的應用，著力糾改衍生出來的不必要的考核和通報等問題，又要打通部門間的數據壁壘，讓數字應用管用好用。

“數字應用得當，能給基層減輕不小的負擔。長期以來，各種報表是基層工作的痛點。杭州通過‘一表通’系統，加強數據歸集和信息共享。目前養老、人社、司法等7個高頻條線已實現報表清零，占社工年度報表總量的70％。”朱春根說。

實際上，應用軟件貼合實際、服務基層有效果，就能得到干部群眾的支持。甘肅省肅南裕固族自治縣縣域廣、形狀狹長，最遠鄉村距離縣政府所在地有300多公里。“以前到縣上開個會，要花兩天時間，路上奔波勞累不說，還耽誤工作。”一名鄉鎮干部說，“現在，縣里倡導開視頻會議、網上辦公，有什么傳達指示，打開視頻，一會工夫就開完了，節省了不少時間精力干工作。”

數字應用好不好，基層干部最清楚。糾治“指尖上的形式主義”，要多傾聽基層的聲音。

“這個回訪記錄必要嗎？”“這些數據可以直接從醫院導入，沒必要通過鎮街收集。”“兩個系統的服務功能有重合，不能因為開發商不同而不整合。”……7月4日，杭州蕭山區舉行了一場整治“指尖上的形式主義”應用路演評審會，專家和基層干部代表向被評審應用主體單位接連發問并現場打分。

這是蕭山區整治“指尖上的形式主義”專項行動之一。杭州蕭山區紀委書記、監委主任周萍英說：“紀委監委聯合區數據局經多維度評估，選出47個應用作為首批評審對象。目前評審的37個應用中，17個被取消，6個被整改合并。”

造成“指尖上的形式主義”的另一重要原因，是領導干部的作風。“各級政府應從自身做起，腳踏實地、扎扎實實做事。”張掖市紀委副書記、監委副主任王強說，“能在本級完成的任務，絕不轉嫁、加碼給基層。只要每一個單位、層級都這么做，整治‘指尖上的形式主義’的成效就會越來越明顯。”

糾治“指尖上的形式主義”，最終還是要讓數字化回歸政務的本質——服務群眾。采訪中，不少干部表示，“鍵對鍵”數字賦能的同時，不能忘了與群眾“面對面”，干部群眾魚水情深，密不可分，切不可讓數字化成為干部與群眾之間的隔閡。

“盯著這個‘群’，就進不了那個‘群’。”甘肅山丹縣東樂鎮黨委書記張永盛說，“我們要求村干部少發群、多入戶。多往群眾家里走走，向村民講清政策、了解困難。”這樣的要求，基層干部也樂意：“了解民情當然是面對面最好，和老鄉聊聊天，可比在辦公室里填表掌握情況多多了。”(記者 孫立極 趙 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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